大众CEO言之凿凿:在中国,10万以下的汽车没有活路

导语

Introduction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只是创造英雄所必需的“机会”。

范舒琪,作者

责编丨杨    晶

编辑朱锦斌

二十多年前,全球汽车首席执行官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

会上,大众CEO、通用CEO言之凿凿:在中国,10万以下的汽车没有活路。在场的大多数人都默许了这一点。

谁知道下一刻,角落里传来一个声音:“车不就是四轮加沙发吗?吉利是中国人买得起的车。”

满座哗然。

说这话的人是李书福。1997年,他注册成立吉利汽车,正式从摩托车行业进入汽车圈。第二年,吉利的第一辆车也是中国第一辆诞生于私家车公司的汽车——吉利的骄傲。

但这辆车不能在市场上销售,因为吉利当时还没有获得汽车资格。因此,李书福的第二句金句掉了下来。1999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视察了吉利集团。李书福要求:“请允许私营企业家梦想汽车。如果你失败了,请给我一个失败的机会。”

经过三年的努力,中国将加入世贸组织。这位股东让吉利在2001年获得了汽车资格,吉利车型出现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公布的汽车目录中。中国私营企业从汽车制造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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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风依靠力量,送我去青云”,今天的吉利虎占据了独立汽车公司的头,已经不是过去了,但如果没有股东风,李书福的汽车梦想可能不会那么顺利。

今天的汽车公司不是那么幸运,去年因为没有资格被挡在门外,今年,汽车资格不能销售,只能取消,威莱将是最后一家OEM路线汽车公司,小米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取消宝沃资格给小米,将来不会有新的汽车公司。

这个谣言还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但一些业内人士预测,汽车资质将完全关闭,但一些企业的具体情况可能会有偏差。

近年来,国家对汽车资质越来越紧张。虽然这种趋势来源于它,但一些专家对此表示反对。

资格审批:短暂宽松后越来越紧

自2004年起,国家对汽车资质的管理。

汽车资质相关政策分为投资管理政策和准入管理政策。投资管理政策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准入管理政策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一般来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决定了汽车企业是否有资质和条件建造汽车,工业和信息化部决定了产品是否可以上市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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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汽车资质政策的转折点。当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7号令。新车企要想获得资质,必须具备积极研发能力和相关发明专利,掌握车辆控制系统、动力电池系统、车辆集成和车辆轻量化的设计开发、测试和监控能力。

满足上述要求,汽车企业还应自行测试不少于15辆同一型号的车型,并进行3万公里的可靠性测试,以便一路通过,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大资格”。有了“大资格”,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小资格”是另一个水平。

然而,游戏规则的琐碎并不意味着很难通关。2015年-2017年是政府在资质审批上开门放水的时期。原因是之前想进入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汽车企业太多,被卡在资质上。为了刺激行业发展,相关部门放松了资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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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017年中,有关部门颁发了15份生产资质许可证,平均每家企业审批不到一个月,速度惊人。当时批准了奇瑞新能源、云都新能源、江淮大众等项目。

出乎意料的是,有关部门的大手笔勾勒出了这样一个场景:

一个两米深的坑、建筑垃圾、混凝土搅拌工具、装载机构成了一个汽车企业车间的全部。

车间标志还在,但里面已经“别有洞天”了,耳边的电焊声告诉来人:这里已经从厂房变成了渣土处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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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五洲龙总部公园的现状。这个公园见证了五洲龙从飞“龙”到自食欺骗、弥补恶果、无法回天的整个历史。

五洲龙进入新能源汽车行业比比亚迪早。”过去,在龙岗和坪山,说到新能源汽车企业,五洲龙和比亚迪是唯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比亚迪成为了一只受欢迎的炸鸡,五洲龙在行业发展的洪流中消失了。

五洲龙的衰落始于2016年中央政府对新能源欺诈行为的彻底调查。

当年9月,财政部曝光了五起严重“骗补”的典型案件,其中包括五洲龙。国家根据问题金额收回了五洲龙非法许可车辆获得的补贴50元%五洲龙被处以罚款,取消了获得中央财政补贴的资格。

从那以后,五洲龙的活力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即使他后来试图去掉“骗补”的标签,他终究摆脱不了丑闻的阴影。

骗补只是当时行业混乱的冰山一角,随着整个冰山浮出水面,国家出手了。

2017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39号令。新能源汽车企业产品进入道路机动车生产企业和产品公告获得销售资质,进入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获得新能源补贴,包括魏小理三大新力量没有时间上车。

幸运的是,OEM模式和资格销售尚未禁止,这为威来找到江淮OEM和理想收购力帆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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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国家收紧了资本收购、控股和转让生产资质的空间。今年汽车制造资质的完全关闭只是去年政策的延续和深化。

纵观汽车资质政策变化史,自2017年以来,国家对资质的监管力度越来越大,目的只有一个——引导行业有序发展。

不难理解这一轮完全关闭资质的动机。一是限制车企数量;二是清理僵尸企业。

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这条轨道太拥挤了。截至2021年底,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近200家,汽车行业是一个非常注重规模效益的行业。中国哪里需要这么多新能源汽车企业?

众多玩家蜂拥而入的后果之一就是产能过剩。据乘联统计,2021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专用产能利用率为58.4%,按照国际标准,汽车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9%-83%为正常,79%也就是产能过剩,58.4%这个数字说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能严重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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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是时候清理僵尸汽车公司了。在一些汽车公司崩溃后,他们希望以高价出售资质,但没有技术、战略和长期规划的企业有什么价值?因此,禁止资格销售是这个问题的应有意义。

然而,在最近的百人大会上,几位专家就汽车资质发表了演讲,为行业提供了另一个思维维度。

产能不过剩,资质要放开,政府不要盲目投资

仅从数据来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能确实过剩,但苗伟指出,市场经济是过剩经济,只有计划经济没有产能过剩问题。

此外,还有另一种解释数据的方式:“我记得2021年有媒体报道称,新能源汽车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1000万辆,但我们当年的生产能力只有300多万辆。产能不是严重过剩吗?但我们没想到,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生产了700万辆新能源汽车。如果2021年底没有1000万辆新能源汽车的生产能力,去年如何生产700万辆新能源汽车?”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产能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考虑到明年、明年甚至更长期的未来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能并不过剩。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有些地区可能产能过剩,有些企业可能产能过剩。”

比如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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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江苏省发改委发布《关于加强汽车产业投资项目监管和风险防控的通知》,其中提到2016年至2020年,江苏省汽车产能利用率为78%衰减至33.03%,33.03%整车产能利用率比当时全国平均水平低20左右%。

淮安、镇江、南通、台州这四个城市的整车产能利用率甚至是10%不到,严重偏离合理区间。

但与其把这归咎于造车准入机制,不如说是江苏在新能源项目引进上过于激进的结果。

据2021年媒体统计,江苏省公开披露的新能源汽车项目计划投资1088亿元,产能计划285.仅次于浙江和江西的三个新能源汽车规划投资超过1000亿元的省份之一。

具体到地级市,贪功冒进的市政府导演了一幕又一幕造车“罗生门”事件,其中王晓林空手套走60亿国有资产是最“精彩”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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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主持人华少、前超级巨星吴亦凡、好莱坞影星杰森斯坦森等聚集在北京鸟巢体育馆。

拯救这些人的不是一场大型娱乐活动,而是一场新车新闻发布会,耗资数亿元,虎头蛇尾。当一群明星填满现场气氛时,新车赛林迈迈出现在最后,那一刻,在场的许多人的反应是“啊?”仅此而已?”

外观一般,定位纯电动微型车,补贴价格高达16万,许多媒体和消费者称这款车为“高价老年滑板车”。

2016年埋下了这部滑稽戏的伏笔。

2016年,王晓林与如皋政府国有资产南通嘉禾合作,成立江苏赛林公司。王晓林告诉如皋政府,赛林汽车需要100亿元的启动资金才能实现大规模生产。如皋政府毫无疑问,他花了33亿元购买了赛林33%的股份。

随后,王晓林迅速成立了由妻子和秘书控股的另外四家公司,并宣布这四家公司将获得江苏赛林汽车剩余的67家%的股权。

王晓林以江苏赛林汽车的工厂和设备为抵押,获得33亿贷款,没有花一分钱就获得如皋政府33亿资金。

此时,外界仍期待着王晓林的下一步布局,但直到2020年4月,赛林汽车前高级法律经理乔玉东的报告信一出来,大家都醒了:王晓林为大家表演了“空手套白狼”。

骗局的终点是王晓林飞往美国,如皋作为国有投资者,失去了数十亿元的国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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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闹剧反映了地方政府盲目招商引资的现状,这也是地区产能过剩和企业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看,陈清泰“放开”资格的建议是不合理的。资格放开后,僵尸企业将不再有机会借壳牟利。在市场浪潮之后,高质量的企业将脱颖而出。”只要政府不投资,控制产品安全等外部指标,就不会有大问题。”

而且“这个阶段是试错的过程,那么多创新者和投资者愿意用自己的真金白银参与试错,结果就是缩短试错的过程”,“对行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苗伟设计了另一套资质监管方案:汽车行业遵循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改革。”全面改为注册制度。中国证监会不审查企业,由证券交易所审查,中国证监会只审查证券交易所。”

“让我们借用它,即中央政府只审查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应该控制它,不代表投资或建设,投资基金不应该是最大的股东,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和投资环境,提高工作效率”比什么都好。

根据他们的演讲,“自由化”和“全面转变为注册制度”是一样的。归根结底,他们都认为市场集中的过程是市场过程,而不是政府过度干预。

事实上,现实世界中从未有过完美的产业政策。近20年来汽车资质政策的变化本质上是一个接近最佳解决方案的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只是创造英雄所必需的“机会”。李书福已经成为“机会”,自己的游客已经输给了“机会”。现在,我不知道雷军是否能得到“机会”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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